科技日報記者 蘇菁菁

今年是麋鹿回歸中國40年。日前，在“2025年麋鹿與生態保護國際研討會”上，麋鹿名稱不再是“Pere David's Deer”（大衛神父鹿），而是中文音譯的“MiLu”。這一轉變受到廣泛關注。

麋鹿起源中國，曾多次出現在我國古籍中。后因多種原因，其在我國本土滅絕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麋鹿返回故土，重新煥發種群生機。

麋鹿為何會在中國本土滅絕？回歸中國40年之后，我國麋鹿保護取得哪些科研成果？國際名稱回歸為“MiLu”，說明了什么？圍繞這些熱點話題，科技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。

第一問：麋鹿為何會在中國本土滅絕？

麋鹿是我國特有物種，種群數量在商周時期達到頂峰。“在殷墟前15次發掘的6000多件動物骨骼中，有1000多件是麋鹿骨骼，數量比豬、狗、牛、羊之和還多。”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展覽部部長胡冀寧說。

然而，隨著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，麋鹿的野生種群數量逐漸減少。

1865年，法國傳教士阿芒·大衛在北京南苑（今北京南海子區域）考察，發現此處有120多只麋鹿。于是，他將在北京購買到麋鹿毛皮標本寄回巴黎，后經鑒定，認為這是動物學界未曾發現的新物種。于是，麋鹿被命名為Pere David's Deer（大衛神父鹿），從此名揚世界。

“1900年前，野生麋鹿的記載已經變得稀少，只有北京南苑皇家獵苑還有豢養的麋鹿種群。” 胡冀寧說。

1894年，永定河河水泛濫，逃散的麋鹿成為饑民的果腹之物。1900年，八國聯軍侵華，北京南苑僅存的少量麋鹿遭到西方列強的劫殺。

“雙重劫難之下，麋鹿種群就這樣在中國本土滅絕了。”胡冀寧說。

1894年至1901年，英國十一世貝福特公爵收集了散落在歐洲的18只麋鹿，飼養于烏邦寺莊園中，并使其繁衍生息。它們的后代也不斷擴散到世界各地。

1985年，中英雙方實施“麋鹿重引進”項目，并將第一個麋鹿重引進地點選在北京南海子。“這意味著，麋鹿的科學發現地、本土滅絕地、重引進地三地合一。”胡冀寧說。

第二問：我國麋鹿保護取得哪些科研成果？

40年來，我國大力開展麋鹿保護研究工作，突破了疾病防控、飼養管理、遺傳瓶頸等“三道難關”，為麋鹿保護提供了扎實的科技支撐。如今，全國麋鹿種群數量1.5萬余只。其中野生種群6個，約6000只。

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麋鹿保護研究室負責人郭青云告訴記者，在疾病防控方面，我國科研人員長期開展全國麋鹿重要病原體的監測，構建了麋鹿重要傳染病集成監測與防控平臺，實現麋鹿樣品采集、一站式檢測、綜合分析于一體。

在飼養管理方面，郭青云說，我國初步建立了麋鹿保護綜合管理平臺，能夠實現麋鹿種群的自動化監測與智能化管理，并通過攝像頭、紅外相機等獲取麋鹿種群數量、分布、健康狀況信息，為科研工作提供數據支撐。

據郭青云介紹，在遺傳學和種群建設方面，我國首次構建了麋鹿T2T基因組，為日后解析麋鹿遺傳、疾病以及適應性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參考。我國還構建了全國不同麋鹿種群腸道微生物宏基因組數據集，確定了免疫球蛋白、應激激素及腸道微生物的GMHI和MDI作為健康評估指標。“這替代了傳統采血檢測方式，改為糞便檢測，實現了野生麋鹿種群的健康體檢。”郭青云說。

第三問：麋鹿在國際上被稱為“MiLu”，說明了什么？

“MiLu”一詞在國際的推廣，彰顯了我國麋鹿保護工作的成效。

在“2025年麋鹿與生態保護國際研討會”上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（IUCN）主席拉贊·穆巴拉克說，麋鹿（MiLu）重引進已成為全球最成功的物種重引入范例，IUCN將其譽為“野生動物重引進的中國范式”。

40年來，我國麋鹿棲息地從永定河畔、黃海灘涂、逐步擴散到長江兩岸、黃河內外的26個省區市，現已全面覆蓋其原有的分布地。

這些成就，為科研人員使用“MiLu”提供了充足底氣。

郭青云告訴記者，近年來，在學術論文中，科研學者會主動用“MiLu”而非“Pere David's Deer”（大衛神父鹿），“MiLu”一詞頻頻亮相國際重要期刊和研討會。

“越來越多專家學者使用‘MiLu’，既體現了我國麋鹿保護工作的成就，也展現了我們的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。”胡冀寧說，“‘MiLu’一詞走向國際，也為世界深入了解麋鹿及其起源提供了重要參考。”